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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文学的“介入”与超越
发布日期:2020-11-27 04:46   来源:未知   阅读:

  《人民文学》杂志近两年推出“非虚构”栏目,刊发了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潇湘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郑小琼的《女工记》等作品,引起了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无疑,这首先是因为题材——上述作品都涉及“重大现实题材”,直指当下时代之痛,与民众的核心议题密切相关;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写作出发点:正视时代叙事的处境,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语境下,乡土文学是20世纪文学大合唱的主调。从上世纪鲁迅的写作到本世纪初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显示了“乡土中国”的变化轴线。农村的命运几度沉浮之后,凋敝日益明显,“陈奂生”呆在城里“苦”不思蜀了。在梁鸿的梁庄:“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在乔叶的乔庄,曾有一条灵泉河,那是“我”童年时与伙伴玩耍的乐园,“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回想起来,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现在,遥远的风景画被“忆江南”和“曼哈顿国际花园”取而代之,关于传统的想象和国际化、全球化的想象鳞次栉比。

  关于《拆楼记》、《盖楼记》的初衷,乔叶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因此对于变化本身,我能够以相对平静的心态接受。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变化,总有些内核的东西应该相对稳定,所以让我内心动荡难安的就是变得混乱,变得突兀,变得不合节奏和规律。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拆楼记》、《盖楼记》成篇的诱因。”布罗代尔曾指出:“就像现代国家创造了大城市一样,大城市也创造了现代国家;民族市场和民族本身都在大城市推动下才得以发展;大城市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这个五色缤纷的欧洲近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城市逐渐取代乡村在视觉上表现为高楼对河流的取代。

  自《诗经》、《桃花源记》开始,河水以其流动调节宁静的乡土,河岸又给人彼岸的联想,河水与河岸给乡村素朴的辩证法经验。河流将人的思绪带到远方,承载着人们的梦想,河流作为乡土文学的中坚元素流淌至今。二十世纪,《边城》、《呼兰河传》、《浮躁》等经典之作仍将故乡的河流牢牢地植入我们心中。如今,河流消逝了。“上善若水”,没有了清澈的河水我们的心田靠什么来滋润?“人法地……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乡村景物的破败必定带来感情的凋零以及道德体系的崩溃。

  对农民来说,“民以食为天,食从地中来。一直是土地,始终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正是对土地的理解,使乔叶、梁鸿诚实地记录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失去了河流,乡土就失去了血液;失去了人,乡村就丧失了灵魂。农民“到城里去”,变成背井离乡的人、妻离子散的人、被现实绑架得无法呼吸的人……身体失去了家乡的庇护,心灵也无处停泊。这已然成了我国现代化的代价。

  农民受尽凄楚来到城市,迎接他的不过是冷冰冰的机器、整齐划一的流水线。在别人的城市,心灵依然无处安放。潇湘风以词典的方式反映了“南方”工业生活真相。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伊始,“南方”就由一个单纯的地理方位升华为精神坐标,它作为自由、机会、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气勃勃的象征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前来寻梦。然而“在流水线上,没有转折号、顿号和逗号,流水线就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 “我们对工作要加班,对生活也要加班。黑夜为白天加班,路灯为公路加班,萤火虫为乡下的夜晚加班,秋蝉为最后的一缕暑热加班。”流水线将各不相同的生命变成工号,具体的人被符号化、格式化,真实的情感、内在的丰富性被机器抽离。郑小琼的《女工记》糅合了诗歌与散文、叙事与抒情,诗人以“实名制”的方式恢复百名女工由青春、梦想、悲伤、绝望勾勒的生命痕迹。“种子 欲望 道德 爱 怜悯/它们被命运隔得如此远——你爱着 却不断背叛 肉体中沉睡的野兽/伸出毛茸茸的爪子……”、“雾气蒙蒙的人生”、“涂满厚妆的脸 我看到白色的冷漠/没有表情 也没有忧伤”、“庞大的多角的生活/像复杂的异乡 被现实的酸液/浸泡得面目全非”……共同的脸谱、带歧视的称谓、鄙夷的眼神将她们不属于城市的部分放大,乡土基因像原罪一样随身携带,那烙在她们的血液、容颜、乡音乃至行走的姿势中的乡土情感泄露了其身世秘密,使她们永远不会与城市互相产生身份认同。距离并没有诞生美,离弃的乡土也不能给他们确切的安慰。

  鲁迅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寓意深远的小说《药》,革命者夏榆的鲜血变成了人血馒头——“药”,这一笔既是对传统中医乃至中国文化的巨大讽刺,也是对国民灵魂之麻木的深刻揭示。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继承了鲁迅的启蒙议题,揭示人们的盲目和愚昧。文本展示作家到传销据点卧底的经验、见闻与感受,这种阅读感觉就像走在强烈日光下的人突然走进阴影,意外撞见生活的背面所感到的眩晕。对于金钱的梦幻已经让人谵妄,狂想更是遮蔽了常识和理性。金钱这位现代生活看不见的主角秘密地支配着人的选择,它是全球化时代最为称职的在场者。

  当我阅读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溺水者,被巨大的生活洪流裹挟得透不过气来。当文化消费主义制造的迷雾被驱散之后,锐利的痛与凄楚从四面八方不由分说地围剿优雅的美学趣味,来不及仔细思辨这些文本的文学性。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曾认为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剧变导致纪实文学的出现,“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不同寻常的加速度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着,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也坦承自身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所产生的无力感。

  除了生活的加速度变化这个因素之外,“非虚构”栏目所引起的普遍关注也提醒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小说的想象力疲软背后是思想的贫乏和历史意识的单薄!在文学史叙事中,我们曾一度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实验小说的形式感奔走相告,短短的二十年过去,形式实验让我们如此倦怠,以至于先锋小说家马原像年老色衰的妇女叹息风韵不存一样感叹“小说死了”。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市场现实主义”固然是帮凶,但元凶我以为仍是文学生产中的作家:作为主体陶醉在自我的小情小调和修辞的丛林中,陶醉在印数、奖项、排行榜等光环的蛊惑中。

  对作家来说,写作就像钟摆,永远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摇摆,二者水乳纠缠,很难剥离开来。但不管作家的心力放在哪边,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写作是“介入”,“介入”至今仍是超越的基础。作家通过写作与读者、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起意义关系,写作让作家敞开主体的内心,寻求灵魂的自由,同时捍卫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

  一位有超越追求的作家不会在溃败的现实面前闭上双眼。巴尔扎克的梦想是当一名忠实的时代的“书记员”。写作当代就是写作未来,因为现在是永远消逝的时刻,只有在过去与未来的互动中,现在才能产生真实的意义。在这个满目摇晃的当代,书记员依然是个崇高而且必需的目标,它调整着小说家的虚构,使想象不至于像浮萍一样四处飘零、无处皈依。